重塑社会认知，疫情宣传教育如何塑造我们的集体记忆

2020年初春,一座千万级人口的城市按下暂停键，空荡的街道，紧闭的商铺，偶尔驶过的防疫宣传车用喇叭循环播放着防护知识，这是新冠疫情暴发初期，宣传教育力量全面启动的缩影，在随后三年里，从社区公告栏到网络平台，从乡村大喇叭到国际新闻发布会，一系列疫情宣传教育活动构建了全民防疫的知识体系与价值认同，成为影响公众行为选择与社会动员效果的关键力量。

疫情宣传教育的核心机制是通过信息传递与意义建构,形成社会认知的“最大公约数”，在不确定性激增的危机环境中，公众对权威信息的需求呈指数级增长，宣传教育系统通过多平台、多形式、多频次的传播策略，将病毒特性、传播途径、防护措施等专业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公共知识，有效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社会恐慌，当“戴口罩、勤洗手、保持社交距离”从专业建议内化为全民习惯，宣传教育已完成从认知到行为的引导跨越。

疫情宣传教育的形式创新充分体现了危机应对中的中国智慧,从初期传统媒体主导的新闻发布、专家访谈，到后期融媒体的短视频、公益广告、在线直播，宣传教育形式随疫情发展与媒介生态而动态调整。“云课堂”使防疫知识覆盖偏远地区，“健康码”将个人防护与社会管理无缝衔接，“全网直播的新闻发布会”创造了数亿人同时接受防控教育的场景，这种全方位、立体化、沉浸式的宣传教育网络，构建了特殊时期的独特传播景观。

深入分析可见,疫情宣传教育在知识传递之外，更承载着风险沟通与社会动员的双重功能，它通过透明、及时的风险信息发布，建立政府与公众间的信任桥梁；通过价值引导与情感动员，培育“人人有责、群防群控”的共同体意识，当“逆行英雄”叙事激发社会崇敬，当“全民抗疫”口号凝聚集体认同，宣传教育已超越简单信息传播，成为塑造社会心态与集体记忆的文化实践。

特别值得注意的是,后疫情时代的宣传教育面临着知识更新与信任维护的双重挑战，随着病毒变异与科学认知深化，早期部分宣传内容与现实发展出现差异，这要求宣传教育机制更具弹性与学习能力，疫情期间积累的制度信任与社会资本，仍需通过持续、透明的沟通予以巩固。

疫情宣传教育作为特殊时期的社会沟通实践,不仅构建了全民防疫的知识基础，更在深层次上影响了公众的风险感知、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，当疫情的阴影逐渐散去，这套在危机中建立的宣传教育体系，其所蕴含的传播智慧与治理逻辑，仍值得我们在构建韧性社会的进程中反复咀嚼与借鉴。